热带很热，太阳垂直地吊在顶上，人的脑袋就不免昏昏沉沉的，想睡觉。高更的画儿里，塔希提岛的人、植物和石头不是正睡着，就是刚醒来或将睡去。高更厌弃现代文明，不远万里去寻一个尽情睡觉之地。反过来说，所谓“文明”，就是尽可能少的睡眠和尽可能清醒的头脑。

       所以，一位新加坡政治家认为，空调的发明具有伟大历史意义，它使新加坡或者塔希提与巴黎或纽约有同样凉爽的室内环境，热带地区的人民由此可以振作精神，把更多睡眠时间用于工作、思想和创造。

       ——这很好。但我要谈的是茶，饮茶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，据说公元500年左右饮茶的习俗开始广为传播，那是南北朝时代；到了唐代，陆羽著《茶经》，对饮茶进行了最初的文化阐释：

       味至寒，为饮最宜。精行俭德之人，若热渴、凝闷、脑疼、目涩、四肢烦、百节不舒，聊四五啜。

       看看这些症状吧：又热又渴，心里发闷脑袋疼，浑身倦怠睁不开眼，总之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，这时就应该喝茶。

       没有发明饮茶之前，比较上进的中国人是很痛苦的，“头悬梁、锥刺骨”，我们的老祖宗与人要睡觉这一自然节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。后来有了茶，每天喝上几壶，大家都成了“精行俭德之人”，人人朝气蓬勃，想睡也睡不着，于是能以更多的时间、更高的效率去做更多的事，比如批公文或者织布，比如画画儿或者写诗。

      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关键时期，宗教、绘画、书法、诗歌，各种精微的精神形式如鲜花盛放，中国人的眼睛好像一下子亮了，心像丝绸一样敏感，文明由简朴、粗豪变得华丽、繁复。

       原因何在呢？当然是饮茶。茶除了让人少睡觉还让人心明眼亮，茶是提神的，所“提”之“神”是“精神”。

       同样，咖啡也是伟大的，它在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，所谓“启蒙”、“理性”、“现代”，所谓“帝国主义”和“殖民主义”，大概都是受了咖啡因的刺激。

       茶不仅提升了我们的精神，我认为它还极大地改善了全民族的肠胃功能，因为茶可解酒，有助消化。而这一点对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尤其紧要。那些马上的好汉，天天喝酒吃肉，千万年来备受消化不良之苦；终于，南方的农夫们发现了这种神奇的树叶，它消食化淤，令人上下通畅，于是草原上马更快，刀更亮，成吉思汗的大军喝着开胃的奶茶席卷南宋，鲸吞大半个世界。

       但农夫们有更精明的算计，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征服世界。在历史的急风猛雨之下，茶一直稳定地、源源不断地将白银吸向中国。自唐代以后，茶叶就是我们文明的基本物质因素，它和陶瓷、丝绸一样，在漫长的时间里垄断世界市场。我们有茶，这相当于我们有微软，北方的游牧民族要喝茶，后来英国人也离不开茶，那么好吧，拿银子来！那时咱们多牛啊，仅凭着茶叶就能维持绝对、长久的贸易顺差。

       这种傲慢到了鸦片战争依然拖着长长的影子，那时有聪明人目光如炬，一眼看出英国人的色厉内荏：只要咱不卖茶叶，那些鬼子还不得大便干燥，活活憋死？

       这倒不失为“釜底抽薪”之计，但问题是老先生们不知道，英国人那时已经在印度大规模种茶，而最初的种苗恰恰是由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从中国带往印度的。

       此事发生在一七九四年，马戛尔尼在咱们“圣明”的乾隆皇帝那儿碰了一鼻子灰，离京南下澳门。途经江浙一带时，该绅士“弄”了几株优质茶苗。——你只能说是“弄”，说“偷”不妥当，因为这事就发生在天朝陪同官员的眼皮底下，他们乐于对没见过世面的洋人表现居高临下的慷慨大方。

       但就在那一刻，茶的历史光辉悄然消散。茶不再是文明的荣耀，不再是神奇的财富，它只是茶，一种日常饮料 。

       ——此时，手边是一盏陈茶，作为抵抗睡眠、反对没精神儿的武器，我觉得它不如咖啡；如果我吃撑了，更有效的办法是服用胃动力药；作为一个无所用心的饮者，我可以喝中国的龙井、乌龙、普洱，利普顿红茶我也喝得，当然，天要热了，室内须有空调。